[43]白纸黑字，岂能洗刷。

《春秋》之义，父为子隐。出礼则入刑，礼是初级规范，法（律）是惩戒规范。

60—66条，针对果园经营问题。礼首先在儒家诸经体现出来，而诸经关切的主要问题是为一家之内的父子、兄弟、夫妇关系（核心要求是：孝）和君臣关系（核心要求是：忠）树立纲常。[73]韩非子的主张，得到秦始皇的嘉许，并在秦国推行开来，在富国强兵的同时，却又使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，天下愁怨，溃而叛之。自秦严刑峻法之后，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来为刑、法铸塑根本遵循，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主流，但如何将道德融入法律，却是颇费周章的。整个中世纪处理法律和世俗智慧的态度，以及法国政府和政治思想的整个传统，都注定了法国会在罗马法中寻找这样的原则。

67—111条，是关于商业的法律规定。我们是倾向于赞同的，对持反对意见的人，可作辩解如下：一、八议之恩所设并非是针对特权阶级，而主要是施于对国家对社会有大贡献大德行之人，在理论上它是覆盖一切人的，[83]在实际上可能会向统治阶级倾斜，这是当时的历史局限。往者，应少、伯正之属溃梁、楚，昆卢、徐谷之徒乱齐、赵，山东、关内暴徒，保人阻险。

此时正值世界风云激荡，西方新进文明排闼而来，以如此腐朽之帝国，如何能抗拒世界潮流的席卷？不无讽刺意味的是，清王朝最能适应西方的竟是法制，抛弃中华数千年名教，大量接引西方近代成法，迅速地编纂了新的刑法、民法、商法等法律法规，未及实施，辛亥革命的枪炮声已响彻华夏，中华法系亦戛然而止。这些都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的，或者换句话说，这些西方法系主要就是调节、维护、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顺利运转。这部法律分总则、债权、物权、亲属、继承五编，共36章，1659条。[64] 参见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382—403页。

[87] [1] 德国人何意志写到：中国古代法律亘古及今，绵延不绝，在人类历史上，这属于绝无仅有的现象。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，治纪以知善败之端。

对于周的属国，针对不同的情况，给予相应的处置。[40]隋朝是中国历经两百多年分裂后又重新统一的朝代，在中国法制史上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更为了避秦二世嫌疑，上书劝二世严督责之术，取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之效。以刑罚施平世，是以甲胄升庙堂也。

[50]仔细评赏这场辩论，应该说抗辩双方都有一定道理，文学贤良的一句治乱不在于民，而在于君，道尽了多少真理，足以传世。但是，在我们论证的这一历史时段，商品经济虽然在不断发展，却仍未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，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小农经济仍占据中国经济的主流。礼法并用并未解决所有社会问题，尤其在社会的动荡时期，矛盾会更加突出。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，必然产生不同的法律建构，加之历史传承和社会伦常的不同，自然会有不同的法系产生。

真正值得一提的是魏国，魏武帝及文帝、明帝，都颇重视立法司法，承认法律独立和专门的必要。再有就是民族立法，针对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有《理藩院则例》、《钦定西藏章程》、《回疆立法》、《西宁青海番夷成例》等。

在内容上大多遵循唐、宋律，而有增删。以后八二《宪法》又作了多次修改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历次修改最重要的内容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、承认、运用、突出、强调的依次递进的过程。

[82]然而，孙中山的民权、民生、民族的三民主义并没有落实，照搬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也没有实现，相反，党同伐异，扼制工农，倾心豪富，开门揖盗的事则干了不少，特别是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，血雨腥风，神州惨怛，专制独裁竟过于往时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也说：禹承尧舜之后，自以德衰，以制肉刑。[39] 《晋书·刑法志》[40] 参见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128—214页。[76] 见《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》，载《大清法规大全·外交部》卷19，第2153页，高雄考证出版社1972年版。特别要强调的是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，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生产的主流，在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，相应地恶的对立也日愈增多，恶的对立的形式亦呈多样化，恶的对立也越来越表现为利益的冲突，这才是西方法系成长壮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。[72] 宋朝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不抑商的朝代。

引自何意志著，李中华译：《法治的东方经验》第39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。[67] 建文帝即位，谕刑官曰：《大明律》 ，皇祖所亲定，命朕细阅，较前代往往加重。

这时的中华法系，是以普遍的小农经济为基础，以宗法关系为纽带，以商品交换的发生与发展为牵引，而逐渐成长成熟的。《明史·刑法志》对《大明律》如此评价：大抵明律视唐简核，而宽厚不如宋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时肉刑的废除。这种病急乱投医的现实考虑，虽然情有可原，但在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、且被逼无奈情况下的照抄照搬，只会为中国法制留下深深的隐患。

让中国欲迎还拒、屡踣屡起的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。而将相皆旧功臣，少文多质，惩恶亡秦之政，论议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。一说刑是苗人先用起来的，但也和战争有关，《尚书·吕刑》有记载：王曰：若古有训，蚩尤维始作乱，延及于平民，罔不寇贼鸱义奸宄，夺攘矫虔，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，杀戮无辜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

[9]从夏朝到秦统一中国，两千多年间，中国法律从无到有，从少到多，从简单到繁复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搭建了中国法律的基本框架，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华法系的初创期。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。

对于这种状况，或许会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中国还是民主的小学生，中国的民主不能一蹴而就，还得循序渐进，慢慢来。所以在中国古代，一直有着对本业的重视和对末业的鄙夷，几乎始终贯穿着重农抑商的经济国策。

治未形，睹未萌者，君子也。属于行政性质的有《国务院组织法》，《审计法》《印花税法》，《会计法》，《盐税条例》，《契税条例》，《行政执政法》，《国籍法》，《出版法》，《报纸条例》，《缉私条例》等。

残贼民人而欲治者，非良吏也。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5—8页。故射者因槷，治者因法。[44]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也说：唐之刑书有四：曰律、令、格、式。

不料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，特别是反右和文革运动的相继发生，不仅《五四宪法》未能得到很好的实行，反而遭到破坏和践踏。我们有着这样悠久优良的政治传统，怎么能让西方民主趁虚而入，登庙堂之高而藐中国传统政治之小呢!而西方民主，虽在古希腊古罗马有过短暂闪烁，不久就湮灭了。

中国近代对西方法系的引入，直接导因是英国人说中国的法律只要修改得和我们的一样，就放弃治外法权[84]，引致清政府兴冲冲地进行修律活动，大量移植西方成法。清朝也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，满人入关时的强暴不比蒙古人稍逊，比蒙古人高明的是满人更多更快地接纳了中华文明的典章制度，启用汉人参政，表面上搞满汉一家，骨子里则深怀猜忌，严满汉之防，行奴化管理，把满族人的利益凌驾于汉人的利益之上，实行的是更为阴刻深峻的专制。

[62] 凌迟刑起于何时，似无定论，一说是起于五代， 《辽史·刑法志》称：死刑有绞、斩、凌迟之属。尔后由北魏分裂为的东、西魏，也分别撰有《麟趾格》和《大统式》，丰富了中国的法文化。